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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一段特殊的斗争岁月
文章来源:静乐 作者: 温建跃 发表时间:2019-08-15

忆一段特殊的斗争岁月

离休干部温建跃

01.jpg        每当回忆起八年抗战烽火的日日夜夜,就会想起在静乐县西马坊敌据点,日本侵略者开办的满安工厂的那段半监半劳的黑暗生活。在党中央号召编写革命斗争史的今天,我作为健在者之,我有责任把那段历史如实地记录下来,一者,藉以记录那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而献出生命的同志;二者,许是年事已高之故吧,每每在闲暇之时,那段非同寻常的生活,绕在我记忆的屏幕上,久久不散,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把它记录下来,交给党组织,也许就会使我的精神得到慰,心上满意;再者,对于正在艰苦拼搏,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人们来说,或许会起到鼓舞、奋进,促进积极拼的作用。

         一、被敌人抓捕

    1943年仲夏之际,中共静宁县委、县政府,为了基层干部适应残酷的对敌斗争,以提高基层干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带领人民群众有效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从各行政村、自然村抽调了部分基层干部,集中于偏僻的静宁县三区芦草沟、大小汉沟、水泉子洼一带进行短期培训。参训人员都是各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支委、村长和民兵干部。

    培训内容,以毛泽东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同时,也讲授介绍苏联红军,反法西斯的战争形势与全国军民团结一致,英勇抗击日寇的形势。

    培训的方法,是讲授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开始由县委组织部长刘天样、宣传部长王和武委会主任牛恒心等领导同志轮流讲课。同时,也提出一些问题,让参训人员充分讨论,拿出解决处理问题的具体办法,比如,在游击区的抗日两面村政权任职的村干部,如何做好既要应付敌人,又要带领人民群众抗日的工作,经过参训人员热烈的讨论,紧紧地采取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尽快地提高了参训人员做好实际工作的能力与水平。

    63日上午,参训人员正当热烈讨论党中央发布的汉政策时,中共静宁县委书记程必武接到紧急情报:宁化城、石家庄、细腰、羊圈岭、石神等数路敌据点的近千日伪军,从不同方向向芦草、小汉沟、紫花坪一带突进面来,企图合击我们党军领导机关和培训班。

    情况紧急,势态严重,县委、政府领导程必武、刘天样、王斌、刘震等同志协同游击四连连长安应应等同志组织领导培训班全体人员,迅速向东山一带转移。学员中,有个别年龄大或临时生病的同志就地隐蔽下来,如磨管村的支部书记王尚高、庙岭村的白存原(村长)等同志,在当地老乡的掩护下,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把这些同志保护下来。

    在这之前,我们刚来到芦草沟时,宁化城、石家庄、细腰等据点的日伪军的三百余人重重包围袭击过一次。那一次,敌人从西南面向我培训班包抄,我们在老乡的带领下,沿着山头由东北面向西南面转移走,和敌人捉了一场谜藏,把敌人拖累后,鬼子只好怏怏不乐地拖着疲倦不堪的身驱,灰溜溜地回原据点。这次敌人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从四面包围,人数又增加到近千人,兵力比上次多了三倍之多。

    当我们转至大东山的西面时,忽然北面远处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此时,大东山西面的敌人也包抄上来,敌人企图在大东山对我们进行铁壁合围,梳篦式的搜查,摧毁我静宁县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培训班。这时,县武委会主任牛恒心走过来,他以果断的口气对我们说:“敌人已经围上来了,快往东面撤!”

    伴随着稀稀拉拉的枪声,我们刚翻越了一个小山头,正要向东突围时,跑在前面的游击四连的战士们返回来,:“沟口被敌人封住了,出不去了!”我们又向山头的南面转移,走到一个山凹处,荆棘从生,又有几处石洞,由于赵二孩扭伤了脚腕,他说实在无法行走,便藏到背后的小山洞里。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不见敌人的踪影,想从南沟口突围。我们刚走了一截路,忽然前面也响起枪声来,南山头上敌人之叫器声已隐约可听。四面山头均有敌人,沟口也被敌人封,我们处在了敌人的包围之中。

     当时,我们同行的几人分散开,各自隐蔽起来,等夜幕降临后再说,也许敌人不来这里再搜查。因为山石磷岣,荆棘从生,坡度特别陡销,实属山势险要,地形恶劣。

     过了一阵,我听到旁边有脚步声,我侧眼一看是隐蔽在距我不远的李新宽。他靠近我身边低声说:“形势是严峻的,咱们要作好一切准备,不能让敌人抓到任何把柄。我说:“,要从坏处着想,要做好被抓捕的思想准备!”李新宽走后,我把身上带的笔记本、钢笔埋藏好,已防落入敌人手后,好与敌人斗争。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后,除了山上稀稀拉拉的枪声外,再没有发现敌人的新情况,我紧张的心情也随之慢慢地松驰下来。由于艳阳当头,感到浑身暖融融的,便靠着身后的石崖不禁迷糊起来,朦朦胧胧地睡着了。大约过了不到半个钟头,我被一伙从山上下来搜索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戳醒,我被捕了。

什么的干活?”一个留着法西斯小胡子的满脸横肉的鬼子持枪问道。支差的。我果断地不慌不忙地答道官的!?”鬼子晃着刺刀又问我。支差的。我沉着冷静地一口咬定说。敌人在我身上没有搜查到什么东西,就押着我维续搜索。很快,李新宽也被鬼子搜索到了。敌人问他:“什么的干活?“支差的。”  “咣咣。也许鬼子又听到了说是支差的,随后抽打了李新宽两个耳光,还踢了他两脚,押着我们继续搜山。

            二、隐蔽身份

    天黑时分,我们被押往南沟村的龙王庙上,约有六十多人。敌人在人群外持枪看守着。我看了一下,有县武委会主任牛恒心同志,县政府秘书弓来拴,拖水村的党支部书记李新宽、大端地村的党支部书记赵喜悦,鱼脊岭村的村长弓,七泉坪村的支部书记秦重年,井沟村的支部委员、村长张喜明,西村的支委张海,南林滩村的党支部书记张金贵,天王塔村的支部成员孙继清,程子坪村的支委李银元,黄苇村的村长宋满孩,黑土塔村的村长孙富昌,黄土板村的民兵队长赵玉喜等等。

    天色一阵比一阵黑下来,牛恒心同志趁敌人不注意时,悄悄地对我们说:“敌人可能会审讯,大家各自都要准备好口供。不管敌人采用何种手段,也不能变更口供,前后要保持一致!”我和拴在一起的张金贵低声商量道:“重要的是先想好身份。我的口供是支差的,叫温二小,这个名字听起来土气,象个庄稼人。我首先对张金贵说。张金贵听后说:“,你就这样说吧!”接着他又说道:“我原来说的是会计,你看怎么样?

会计这个职务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你还是说伙夫吧!”我向张金贵提出建议。!那我叫吴乃人吧,意思是吾是人。张金贵又对我说。好!就这样吧。我赞同他的意见。为了让大家严守我党的秘密,以减少损失,不让敌人得到一点真实情况,牛恒心同志在人群中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是中国人,要保持民族气节!”他反复念明着这句话。同志们都立即互相传递着这句话。这句话听起来似很普通,人人都会说。但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确实起着唤醒大家决不能向敌人说实话,要活的有骨气决不能丧失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和自豪感。

    果然,敌人连夜审讯我们,把我们分别押到庙里的两处审讯,敌人急于想了解静宁县党、政、军机关的去向等重要情况,因此,竭力寻找谁是领导干部。当审讯我时,我说:“我是支差的。只知道从山上往下拉木料,其它的一概不知道,我所接触的都是些树木。敌人怒吼着,摆出一副凶恶的架势,威胁道:你是官的,大大的官的?”

我是支差的,苦力的干活。我仍然镇定地回答。敌人又问道:“你们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在里?“不知道,我一个做苦力的普通老百姓,怎么能见到共产党的领导?”

    敌人走到我跟前,从头到脚地仔细审视了一,又看了我的两只手掌,也许是鬼子见我穿的象是老百姓的样子、手掌上又有老茧,不象个当官的,从我身上捞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岔岔地使劲踢了我几脚。然后就审问李新宽。同样敌人从李新宽口中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当敌人审讯一个细高个子型的年青人时。他说他叫刘来旺,是来自崞五区(当时归静宁县管辖)的培训员,还说,静宁县的县长叫刘震,静宁归晋绥六分区管辖。敌人马上给他水喝,表示优待。

这个混蛋!”我心里一直在骂。被押的人们对他嗤之以鼻,眼里都射出了愤怒的目光。当刘来旺审讯完,回到人群中,我一个劲地念明:“我们是中国人,活得要有志气!”刘来旺知道我是冲他来的,便解道:“你知道什么。我说的那些,谁不知道,敌人早就知道了,去哪刘县长呢?”因为借刘来旺以引起大家注意的目的已达到了,我就再没有说什么。

    尽管敌人在审讯中,采用各种办法想了解我方的情况,但大家均保持了民族气节,再没有出现象刘来旺那样给敌人献的情况。此时,我进一步感到敌人不熟悉不了解我们的情况,特别是语言不通显得十分愚蠢,更加坚定了我隐蔽身份、同敌人作斗争的信心。

    夜深人静时,敌人大都到村里体息去了。看守我们的鬼子,准许我们就地坐下,互相依靠着息睡觉了。这对我们被捆绑着的人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那天夜里天空阴沉沉的,黑云布满了天空。我们在夜色的掩护下,装着睡觉的样子,互相用牙齿嘶咬着捆绑着人们胳膊与手碗的绳头疙瘩。由于鬼子整天在山上奔跑着追赶抓捕我抗日军民,显得十分,大约两点钟以后,看守我们的鬼子锁紧庙门,打着手电在人群中巡查了一遍,就回庙里息了。单剩下持枪看守我们的四名敌人。半个钟头以后,这四名敌人也抱着枪,各自在庙院的四面依墙睡着了,依西墙坐睡的胖鬼子,竟然发出了呼声。

    此时,我们被敌人用绳索绑着的同志,大都互相松了绑。县武委会主任牛恒心同志在人群中轻声说:“迅速跳墙逃跑!”眨眼间,我方人员象猛虎一样,一个接一个飞速越墙而去。鬼子发觉后,“鸣哩哇啦地边大声喊着,边用冲锋枪封锁了墙头,迅速把我方人员压回当院。

    之后,鬼子重新把我们紧紧地捆绑好,全部驱赶回庙里,且不准蹲下,只许规规矩矩地站着,灯火高照。几个鬼子端着上好刺刀的枪,轮流巡查监视着我们。后来,我得知这天晚上共跳墙逃走二十多人,其中有县武委会主任牛恒心等人。

    第二天,敌人把我们押回宁化城敌据点。关在一间大房子里(刘来旺送宁武县日军总部,情况不明)。这时,又零零星星地送进些人来,看样子象是敌人安插进来的特务,以观察我们的情况。为了引起大家的警觉,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记得是黑土塔的孙富昌同志又重念着那句话:“我们是中国人,人活着要有志气。暗示大家,决不能在敌人面前屈服,在敌人面前不说真话。

    敌人对我们审讯又开始了。这次审讯戒备森严,在一间阴沉沉的屋里,上面坐着两个日本军官和一个翻译官,两边各站着五个持枪的日本士兵。一般审问的内容是: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参加抗日等事宜。重点在追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干部、游击队民兵,担任什么职务。敌人对我38,一个一个地进行审讯。这次审讯,比上次要严格的多,认真的多。当审讯我时,再三用刺刀威逼,但我始终坚持说是支差的,敌人也无可奈何,只能多打我几个耳光。

     三天后,由于一些同志坚持说自己是本地老百姓,还有个特殊情况,就是芦草沟、小汉沟一带是半宁武、半静乐话,口音上形成了特殊的地方特色,语音听起来与我们杜家村一带的话明显不同。答口供时,这一带的人员都坚持自己是本地老百姓。再加上伪区公所人员认定(经我方人员给伪区公所人员做了工作的)这些人员确象某村某村老百姓,敌人又放了二十来人,如天王塔的孙继清上官庄村的弓良子、东马坊村宋绪昌等。

     剩下我们十六、七人,鬼子在每个人的手上用针扎后,再涂上墨汁作了记号,用绳索起来,关入牢房。

    大约过了两三天,在一天中午,天还下着雨,从宁武城方向开来一辆问汽车(车箱四面用铁皮做的,或是用铁皮钉起来的),鬼子把我们十六、七人强押上闷罐车,记得车上还有些被捆绑着的人。

     我们的同志被装在一辆闷罐车厢里,两个鬼子,端着上好刀的枪,紧守在铁门两旁。由于下雨,汽车在泥泞的道上吃力地颠簸着,发出沉问的鸣鸣的响声,艰难地向前移动着。究竟开向何方?谁也不得而知。车里死气沉沉,弥漫着沉闷的气息,人人都默默地依着车搭拉着头。我也和大家一样,紧靠着车厢,半闭着眼,身子随着汽车的颠簸来回摇晃着,这不停动的摇晃,把我的思绪带入了我过去的生涯,复杂而艰难的斗争生活又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家祖宗三代给地主扛长工,我父二十一岁与我母(童养)成婚,那年秋天连阴播雨,接连下了五天五夜雨,两间田房经不起雨水的浸泡,一天中午,倒塌了。全家人无处藏身,在乡亲们你一根椽子,他帮一根檩子,张三再带一筐山药的情况下,才盖起三间房子,总算有了个栖身之处。

    抗战爆发后,三区牺盟会负责人宋宝玉带领赵继云、任文宽王尚高等同志,来我村搞抗日传时,我即参加了牺盟会。1937年夏秋之交,我村成立了自卫队,我担任了自卫长。十一月,忻口战役打响,由于我村紧邻忻县的西部,将介石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晋缓军从前线不时地退下来,三五成群地流窜到乡村骚扰、抢劫,一时间,扰得人们人心,势态不安,我带领全村自卫队员,利用民间的来复枪、火枪收那些散兵游勇的枪支、弹药,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与生产。

    1939年秋上,由宝玉和王佩珍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半年后,担任了村党小组长。十二月事变(也称西事变),根据三区委员会的指示,我发动、组织全村老百姓,一举摧毁了阎锡山的旧村政权,建立了抗日民主新政权。我被村民们推选为第一任抗日民主村长(党内任村党支部书记)

     19408月下,百团大战中,我带领民兵协同一二O师三五八旅第四团,进行了连堡口(任家村以东照山脚下)战斗,由于地形对我方极为有利,再加上我军民团结奋战,使敌人(宁化城据点的敌人)遭到了灭性的打击。由于汉奸、敌探向敌人的报告,为此,敌人恨透了我温建跃。在汉奸、敌探的带领下,敌人几次抓捕我未获。1941年正月初九日,敌探张三学带领宁化城敌人于凌晨包围了我村,又未抓到我,鬼子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一怒之下,将我家仅有的三间房屋放火烧毁。顷刻间,使我全家变得一无所有,真是上无片瓦根,下无立身之地!好在有抗日民主政府的关怀,乡亲们的热心帮助,才使我全家渡过难关。无房居住,只好到距村半里之外的黑石窑挖土窑栖身。1941年春耕,家无种耕种,静宁县政府救济了二百斤种,才得以将地种上。

    1942,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阶段,日寇在疯狂扫荡我根据地的同时,又开始蚕食我游击区、根据地。敌人在经济上实行了封锁政策,企图困死我八路军、游击队,饿死我抗日军民。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发动组织村民们上山开荒种地,发动妇女们纺纱、织布,给八路军、游击队做军衣,军被、军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顺利地渡过了难关,粉碎了敌人对我根据地、游击区的经济封锁。1942年底,上缴公粮两万余斤,成为全静宁县上缴公粮最多的村庄之一,名列全县第一,被县政府授子模范村的光荣称号。

    是年秋收之际,为保护老百姓秋收,我带领民兵,在村前大道上埋设地雷,炸死一名伪军,炸伤一名鬼子。1943年初,我光荣地出席了静宁县召开的群英大会,并获一等奖,被大会授予劳武结合的英雄称号。

    回想起这些艰苦的战斗岁月,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和敌人一次次的斗争,敌人一次次的追捕,使我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磨炼了革命的意志,逐步提高了斗争的本领。我想,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被捕当然是不幸的,但在革命斗争中,也是难免的,因为革命的进程总是艰难曲折、错综复的。一个负历史重任的共产党员被捕,决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在我这种情况下,尽量隐自己的身份,是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也是为了更好地继续战斗。此时,我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同志,从他们默默无语但却镇定自若的神态中,我感到,大家也许都在像我一样想着这个共同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新的考验,新的战斗。

           三、半监半劳的非人生活

19436月初7下午,大约在三四点钟,我们乘坐的闷罐汽车仍在泥泞中艰难地爬行着,颠簸,突然,汽车!”一声停下来,此时,我们听到外面有曹杂的人声和狗叫声。我想,大概是到了目的地了。押送我们的日本鬼子从驾驶室里走下来,转到车后面朝车厢里叽理哇啦地叫了一阵,看守我们的那两个鬼子便把铁门打开,边用手比划着,边说:“一个一个的下去的"

    此时,雨住天晴,火红的太阳已转下西天。由于在漆黑的闷罐车里蹲了三个来钟头,一下车,被艳阳光刺得眼都睁不开,大家都在不约面同地揉着两眼。我转过身一看,高大的大门边挂着满安工厂的大木牌,大门两侧是高大的厚厚的围墙,我顿时明白了,同志们也都明白了。大家面部都带着惊恐之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默默地对视着。

    “满安工厂”,我平时早就听说过,是静乐县西马坊敌据点,日本侵略者开办的一座工厂。美名日满安工厂”,其实是一座人间地狱,日本侵略者抓捕住我抗日军民后,经审讯,把敌人认为没有什么重大疑的人员,集中到这里来,在日本鬼子的严密的看管下进行繁重的劳动,也就是为鬼子卖苦力。说是工厂”,其实又不产任何产品。一是驱押我抗日军民下井为鬼子掏锰矿;二是到磨房昼夜不停地为鬼子磨面。听说,不知有多少抗日军民死在鬼子的皮鞭下,也不知有多少抗日军民在满安工厂致残。

    我们这一车人有三十七、八人,鬼子把这些人打乱插到四个队()里。因为锰矿有三个坑口,即在距西马坊村西面山沟里十五华里之遥的大里沟有两个坑口,温家沟有一个坑口,还有一个磨工队(队里又分为三个班)

     我和李新宽、赵喜悦、宋满孩等人分在一个队里,即大里沟锰矿第一抗口掏锰。

     早进来的同志们告诉我们:“明天,西马坊据点的鬼子还要仔细地审讯你们,你互相通告一下,要作好思想准备,口供一定要前后一致,如果口供不一致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深究。审讯时,一定要叫大家沉着镇定,不管敌人怎么样威逼拷,决不能有任何屈服的表现。

我和李新宽、赵喜悦、宋满孩等人,利用吃饭和上所之机,趁机互相转告给新来的同志们。第二天早上刚吃完饭,敌人果真又进行审讯了。审讯方式如同先前一样。鬼子还是想发现谁是共产党员、游击队、八路军、干部。审讯中,我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是支差的,无论敌人怎样引诱、威,同志们都没有屈服,都顶住了,谁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审讯后,每人胸前戴上一块写有编号的长方形白布条,口供是,就把字写上,口供是伙夫,就把伙夫二个字写在白布条上,以示区别。并把每个人都编了号,连号码也都写在白布条上。在这里边,只叫号码,不叫名字。

    我们被管押的看押所在据点的左侧小巷里。据点设施构筑非常严密坚固。大门座西朝东开,大门上有吊桥,要出入非放下吊桥方可通行。据点四周是两层5米高的铁丝网,铁丝网上设置许多手榴弹等类的武器,一触即爆炸,除此之外,还拴有许多响铃,一碰到网,不是挂雷一类武器的爆炸,就是铃响,以助敌守戒。两层铁丝网之间,挖有四、五尺的深沟陡壕,壕内引有齐胸深的水,以防抗日人员和劳工越狱逃走。铁丝网外是高大墩厚的围墙,围墙四角上又增设岗哨楼,,敌人昼夜不停地轮流巡视着。一到晚上,岗楼上哨兵挑灯引着狗巡视,为了避免哨兵打吨瞌睡,敌人规定哨兵每隔十五分钟,四角上的哨兵就要互相响应一次,:“北楼,有无情况?南楼,发现什么动静没有?平安无事,有事即报。等类的话,并以狗助哨,警戒十分严密。给人的感觉是恐饰森严,使人毛骨悚然,真是插翅难飞。

    我们居住的是又长又黑的简房,靠墙的两边是搭得两木板,算通铺,中间是过道(即走廊),这一间房子,如果全住满的话,大概可容纳三十来人。屋内潮湿阴暗,除结实的厚厚的木板门顶上有一狭长的很小的窗户可通风透光外,再无什么通风透气处了。每到晚上,敌人一吹哨就寝后,敌人便把墩厚结实的木板门朝外锁起来,以防劳工深夜逃走。屋里放着两个马桶,一个让劳工大便,一个用来小便。由于天气炎热,再加上繁重的苦役,劳工们满身是汗,衣服、鞋袜散发着熏人的汗臭,整个屋里空气浑浊,臭气照天,令人窒息,呼吸逼气。蚊虫满屋皆是:屋里飞的是蚊子;铺底下、铺板上是臭虫、跳蚤、虱子乱窜。劳工们的身上被这蚊虫可咬得到处都是疙瘩,疼痒难耐。有位教师出身的党员干部,还风趣地步唐朝诗人孟浩然写的《春晓)之诗韵,作了捉虱子:

                   “春眠不觉晓

                   处处虱子咬

                   伸手抓一把,

                   不知有多少。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生活写照。但,由于苦役太繁重,一天下来,劳工们疲倦得象了骨架子似的,也就顾不下虫的叮咬了一躺下,就睡得什么也不知了。被押的劳工们的生活是非常恶劣的,每天除喝小米稀饭外,吃的就是敌人抽了一、二子细面剩下的粗生,和高梁、玉米(大都是以忻县、阳曲、定襄一带运来的)和起来做下的圪蛋,菜就是连皮山药烩下的一勺子,油盐更少,不仅吃不饱,而且连水也喝不足。六月的天气很热,关的人又多,只有一口水井,一天很难喝到一口水。伙夫挑水做饭,往往因人们抢水喝而挑不到伙房,因此,一个伙夫挑水,还要另派一名伙夫拿着木棒保护。除一日两餐半饥不泡外,劳工们在中年体息时,还能吃到一点干粮(在工地上边喝边吃)

    鬼子非常胶猾,为了诱哄劳工们为其拼命卖力,敌人每天把水和吃食(大都是白面和玉米面各半掺和起来蒸下的慢头,人们叫二带王)挑到坑口上,号召人们拼力干活,如果你背得锰矿多,跑得也次数多。就会奖给你一个,一碗水喝。每到此刻,鬼子就会手持话筒(用铁皮卷起来的长圆筒,和现在人们所说的话简不一样)站在高处放声大喊大叫:“张三背上一百斤矿石来,奖大头一个,糖水一大碗,劳工们,快向张三学习。李四二十分钟背上两次矿石来,受到奖(也是一个头,一碗水)。他们(指劳工)忠于皇军,协助皇军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做出了贡献”…

    由于天气炎热,苦役繁重,人们渴得话都说不成。有一次一个叫二牛的瘦高个,实在得不行了,敌人不注意,喝了一碗水,恰巧被站在高处的另外一名鬼子看到,下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为了喝一口水,险些丧了命。

     我们在的一队,其劳动工地在距西马坊十五里之外的大里沟一坑锰矿,二队是在大里沟二坑挖锰矿,三队在距西马坊十六、七里之外的温家沟锰矿。我们每天早早起来,吃过饭后,看管人员就吹哨集合,排队叫号点名,押着所有劳工,拿着麻袋(回来时还要背锰矿)绳索上工地劳动。敌人为了防止劳工逃跑,或集体反抗,除一个日军小队(大约十几人,时多时少,人数不固定)荷枪实弹看押外,还有一个皇协军(即伪军,也就是警备队)小队约十五人左右,同样荷枪实弹看押着劳工们。

    到了坑口后,皇军还要站在高处大声训话,美其名曰入坑前安抚芳工。所谓安抚一是鼓动劳工要遵守矿并下的纪律,比如,不准消极息工,不准浪费雷管炸药,不准破坏工具,不准辱骂看管人员等等。接着,皇军随意叫号码抽出一两人来,让你回答问题,背矿井下纪律规定之类的条文。记得有一次叫出十五号叫背通井下纪律,十五号背不出两条来,鬼子使劲咣咣地打了十五号两记耳光,以示惩,杀一,以警告其他劳工每天都要这样搞一阵。

    二是动员劳工要拼命干活,争做劳动模范,协助皇军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和东亚共荣争做贡献,建功立业。并再三告诉劳工,说皇军对于每个劳工,都有详细记载,凡好好劳动者,听从皇军指挥者,皇军决不会亏待这些人等等之类诱哄之计。

     三是肆意辱骂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民兵等抗日军民。口口声声将共产党评度为”,说什么共产党、八路军是扰乱社会的祸患,是无根沙蓬等等。意在,告诚劳工们不要接近共产党、八路军,一发现劳工中有与共产党、八路军有牵连的人,就要报告皇军,皇军一定要重奖这些人等等。皇军安抚完毕后,便开始下井劳动。矿井下分为进组、爆破组、搬矿组、出坑组等劳作小组。

    所谓进组,就是井下生产的第一线,劳工们手持铁锤、铁掍、铁錾打炮眼往起掏矿石。锰矿很深,而且是随着外部山势的变化内部结构也发生变化。外部山势高耸处,并下矿层结构就坚硬,上下层岩石夹得矿层很紧,需打眼放炮才能炸松岩层,然后,由掘进劳工用铁从岩石缝中撬起来。外部山势低,井下矿层也就不高(有的地方仅有一尺多高,最高层是一米以上),而且松散,用铁掍撬不动处,仍需打眼放炮,但炸药装得不多,以免塌方。

    放炮组,也就是爆破组,只管装炸药,安雷管,往起装炮、点炮此组人员较少,一般还带有点技术性的,也不怎么劳累,但有危险。

     搬运组,就是把掏起来的矿石倒在巷内,让出坑组的劳工往外运。

     出坑组的人员最多,就是把巷内的矿石运到坑口地面上来。大块的矿石,由两名劳工抬起来,放在一名劳工的背上,垫上麻袋背出地面;小点的矿石,由劳工用麻袋背或用萝筐担到地面。由于劳动强度大,背的久了,背上被压破疼得要命,只好改用萝筐担;但是,担得久了,肩头被压破,再改用麻袋背,来回调着干,这点自由,皇军还是允许的。从地面坑口到井下,是一道斜坡,劳工们用锤凿有台阶,劳工们背着、挑着七、八十斤,甚至上百斤的锰矿艰难而吃力地,小心翼翼地澄着石阶往坑口攀登。我在时,皇军一般规定十五分钟左右往出背一回。但随着井下巷道的伸延,路程也在增远,劳工们出坑的时间也再不断延长。

     皇军很少到井下看管,有时下去检查、察看时,前面有皇协军带路,皇军则慎之又慎,怕遭塌方。井下的生产,主要是由技术人员(大都是东北人、朝鲜人)管理、指导。严密看管劳工的则是皇协军,以防劳工息工、破坏工具。从早上到下午收工,皇军只准劳工在中午体息一个来小时。其余时间,均得苦苦干活。下午收工时,人人均得用麻袋背五十来斤矿石,一直背到满安工厂院内,之后,由汽车运走。因为,汽车是进不了那狭窄而满沟乱石的深沟里。

     后来,在三丹沟也开辟矿井,锰矿。三丹沟位于寺庄山上与岚县交界处,从西马坊到三丹沟矿井,大约有二十五华里,掏出来的锰矿也得由人背到西马坊才能运走。皇军有时外出扫荡,抢到老百姓的毛驴后,也用毛驴往出驮矿,但长期的主要的是靠劳工往出背。那时,三丹沟矿产量不怎么高,日本人所掏走的矿石主要是大里沟和温家沟。

     日本侵略者为供大批劳工和日伪军、伪人员生活所需面粉,专门在据点里开设磨房。磨房内安装了几盘大的石磨,由皇协军驱赶劳工们昼夜不停地磨面。和我们一齐抓来的安有有就被分拨在磨面队服劳役,据他说,劳工们磨出的白面、麦面之头二遍细面归皇军吃,之后的磨下的面归皇协军、伪军、伪人员所吃,最后磨下的粗生,即渣滓皮和大批高梁、玉米面和起来归劳工食。高梁玉米大都由忻县、阳曲、定襄等处运来。磨面劳工为三班制,即每班磨工磨八个小时,昼夜不停的换班磨面。有毛驴时,也用毛驴和劳工交替着磨面,但大都是由劳工来磨面。

     由于石磨大,劳工非常劳累,但可偷吃面,以解决饥饿问题,尤其是磨炒面时。可遇上凶狠的皇协军看管时,也不让吃。有一次磨炒面(高梁、玉米、悠麦和起来磨,供劳工食用),大个二楞子偷吃炒面时,嘴角上没有抹净,留下面的痕迹,被一皇协军(此人极坏,随意打骂劳工)看到后,便伸手将二楞子辟头盖脸地打了一顿安有有说,看管磨面的皇协军内正好有他的一位老乡,对他还保护、照关,在他的要求下,这位皇协军通过活动,把安有有调到轮这位皇协军看管时磨面,这样他就能磨得慢点,有时也能请病假,还能为我们往出搞些炒面充饥。

    大约十余天之后,各据点的鬼子在大扫荡中抓捕了我不少抗日军民,娄烦、丰润、康家会、岚县村宁化城等敌据点陆续押送来,我百余名抗日军民,由于劳工的增多,我们要改为上午下井劳动,下午进皇军举办的宣抚班接受教化,美其名日:学习,娇正思想。

                   四、和敌人进行斗争

听说到宣抚班接受教化,劳工们的思想大都产生了波动,有的劳工心里感到高兴,不管怎么样,减少了繁重的劳动,下午不用再服劳役了,总能边接受教化,息身子,好让身上的压伤尽快

好转;也有的劳工觉得是不是教化几天后,就要释放了,充满了幻想;也有的劳工,对敌人举办的宣抚班不了解,教化什么,也全然不知:还有些劳工说:“宣抚班”,什么宣抚班”!什么教化”,

人无非就是要对我们进行奴化教育,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美化鬼子,嘿,谁听他们那一套!他说他的,咱闭目歇的,不就行了。劳工们都在心里猜想着宣抚班的教化。

    一天晚上,宋满孩和我悄悄地说:“宣抚班里那个挑高大个子皇协军,你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我说。!他是咱游击二大队(静宁县的)的侦察员李炳元同志。你怎么知的?”我吃惊地问道。他认识我,我也看到他面熟面熟的,好象哪见过他。我们已接上头了,我估计他是打进敌人内部的我方人员,我想,他很可能是这里我党的地下负责人,他叫我约上几位绝对可靠的党员和他碰头!”

     我按宋满孩的话,约了赵喜悦、孙富昌、李新宽、张海付等同志,宋满孩也约了几位同志,我们利用上厕所,在厕所里碰了头。李炳元安排宋满孩在则所门口做作撒尿的样子放哨。李炳元低声说:“前一段,同志们都表现很好,过来了,今后,大家要用交朋友,采取拜把子兄弟的方式联合同志,团结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比如在矿井下,单个是不好和敌人斗争的,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斗争。敌人规定十五分钟往出背一回矿石,把背矿石的劳工都联合起来磨洋工,不就能拖到二十分、二十五分出背一回了,都这样做,敌人惩治谁去?挥铁锤的可以损坏锤把,放炮的可以瞎,不就消极息工了!再就是要设法争取教育看管人员,皇协军也是中国人嘛!争取他们同情劳工,使他们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另外,要大家对宣抚班不要抱有什么幻想,敌人可能对我们要想方设法瓦解我们,软化我们,利用劳工中的一些人为其服务,叫劳工们预先就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好对付敌人。一是在宣抚班,大家不要多说话,尽量少说话,少说话、少麻烦、少接打;二是在宣抚班上不要有特殊的反常的表现,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深追细究,带来灾祸;三是要劳工们在敌人面前随机应变,镇定自若,继续隐蔽自己的身份,无论敌人采用什么花招引诱、威助,也不要惊恐失色,千万不要改变自己的口供,一直坚持到底,胜利在我们这边;四是对劳工们要进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教育,使劳工们进一步感到我们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全世界人民共同反法西斯的侵略,我们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斗争,是立足于全世界人民之中的,全世界人民,就是我们的坚强后盾,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以克服劳工中的悲观情绪,鼓足大家的勇气……

    我们几个便按照李炳元同志的指示,分头秘密采取交朋友、拜把兄弟的做法联络一些可靠的同志。经过两天的时间,我联络了赵四则、王大旺等四、五人。一天晚饭后,我约他们到一偏处,共同谈论和敌人的斗争办法,大家谈得很起劲,趁此机会,我提出咱们结拜为异姓兄弟,进行盟誓吧!大家都赞成,于是我四、五人跪倒在地,由我领念誓言,大意是:“我们都是中国人,绝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绝不给日本人做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等。过了几天,我几个又和李炳元接头,李炳元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表示很满意,并再三告我们,一定要小心行事,要慎之又镇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记得,赵喜悦气愤地说:“鬼子每天当着我们的面,肆意辱骂共产党、八路军,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真想敌人集合点名之机,痛斥一顿鬼子的罪恶,慷慨牺牲……”

李炳元同志说:“慷慨牺牲倒是容易,忍受折磨难,做埋头英雄更难啊!不能这样做,不能凭意气办事,悲观情绪和急情绪,都要不的,不能做无价值的牺牲,现在是要把同志们组织起来,有步骤地针锋相对地同敌人进行斗争。一定要互相鼓励,鼓励大家坚持下去,耐心的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坚持,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通过李炳元同志,谆谆告诫的启发教育,我们都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斗争方向,懂得了应该怎样同敌人斗争。

     在李炳元同志的指导下,我注意到了斗争策略,利用各种机会,比如在井下劳动时,息吃干粮时,饭前饭后和上所、睡觉时,教育劳工、争取劳工,做劳工的思想动员工作,很快联络了绝大多数劳工,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斗争。在矿井下,我们还争取较进步的看管人员,劳工们都轮流着对皇协军说:老哥,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的父母兄弟也和我们一样,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实在是累得够受,请老兄高抬贵手……等等。管押的皇协军听了,也不发牌气,不打骂,我们的努力收到了初步的效果,心里很高兴。从此管押的皇协军也不再随意打骂劳工了。

     我们组织劳工消极怠工,往井外背矿石的劳工们都拖延时间慢慢往出背,专管出口的鬼子嫌慢,劳工们一致说:巷道远了,这也是喘着气拼上命往出背呢!因为所有劳工都是这样消极怠工,鬼子也没办法,只好默默无语。

     挥锤的劳工,专心把锤把损坏,慢慢地换锤把;掌铁棍的劳工说是铁棍不尖了,还得烧红往尖打;放炮的劳工专心放瞎炮,磨磨蹭蹭地再重放。这一切,并下管押劳工的皇协军也看在眼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见技术人员下来时,看管人员才大声:“劳工的加油干,劳工的加干!”以应付鬼子。

     有一天中午下班时,我感到身上不舒服,可能是感冒了。我拿着麻袋装矿石时,大约装了有三十来斤,便对身边的一位皇协军说:“老兄,今天生病了,少背点吧!这位皇协军一挥手,就让我走了。

      这些斗争的胜利,使劳工们心里充满了悦,也充满了希望,感到我们并不孤立,那些平时在鬼子面前气势汹汹的皇协军、伪人员,有些人也是心向我们的,心向人民群众的。我感到,真正孤立的是日本侵略者,他们必然失败。从进一步鼓起了我们劳工们的斗争勇气,因为斗争已取得了胜利!

       “宜抚班设有指导部,由日军官和一名曹长负责,并由东北大连人张元在译官。

       “宣抚班指导部下,分设为两个小队,一小队长由李茂田担任,二小队长由李煜光担任,都是由日本翻译官指定的。

    宣抚班接受教化的第一天下年,西马坊据点的日本下尉亲自到场讲话,:“你们都是皇军的大大的良民,你们中有些人,虽然受了共产觉、八路军的骗,参加了共产党、八路领导的游击队。但你们是红萝ト,红皮白心,良心还是大大的好的。你们过去受了共产觉的欺骗,中了共产觉、八路军的毒,但是要在这里和皇军交心,把自己过去所干的一切都讲出来,把自己的真实身份交待出来,从思想上矫正,重新做人,皇军是大大的欢迎你们的。

    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皇军对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概不作处理,因为你们是中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毒,但必须交待清楚,皇军才能帮助你们有效地消毒,引导你们好好做人。只要你们说实话讲实事,听皇军话的,表现好的,很快就可以随皇军当官做事,我们的官是大大的有的,各据点上都需要人。如果你不想当官,想回家的,也准许大家回家的,但必须讲清你的真实身份,这是起码的前提……”

    敌人的这些拉拢诱编,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

    日本侵略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开始一段时间,宣抚班的劳工,生活稍有点改善,可以吃饱饭,有时还能吃上自面和肉,有时还发几根香烟,上课学习时,也不随意打骂,好象真是学生,而不是俘虏了。一时间,有些劳工又产生了幻想,有些劳工的思想发生了混乱。根据以上这些情况,李炳元、宋满孩等同志组织我们进行了认真讨论,并确定了指导思想和斗争方法:每个劳工都要坚持党的隐蔽政策,坚持党的立场,决不暴露自己和党的秘密,用交朋友的方式团结、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力争不让一名劳工被敌人诱骗拉走,党员们要在劳工中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劳工中彻底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揭露敌人的各种诱编软化手段,打破一切幻想,争取早日释放。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们随时掌分析敌情的变化,警惕劳工们上敌人的当,钻入敌人所设置的圈套。把公开的与秘密的、做上层工作与做地下工作、合法斗争与隐敲斗争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开展活动工作。同时,把争取伪军人员也作为一项主要工作。并布置了党员用各种形式与群众接触,了解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提醒劳工们不要丧失警,不能对敌人抱有任何幻想,不要在敌人面前表现自己,以免引起敌人的穷追猛究,带来意外的麻烦。

    一开始,敌人很重视上课教化,由日本下尉亲自讲课,主要内容是宣扬日本如何如何先进,工业如何如何发达,科技在全世界领先,日本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日本人来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尽快摆脱落后状态,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因为中国与日本,是同种同文,都是黄种人,又同处东亚地区,日本有责任帮助中国人民走上富裕之道。所以要中日提携,共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走上共同富强之路。诬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为了赚取俄国卢布,甘心充当苏联的走狗,杀人放火,扰乱社会秩序,共产共妻等等。敌人还讲什么孔孟之道,二十四孝,王道乐土,企图用这些陈词滥调奴化劳工,麻痺劳工,以达到奴役劳工的罪目的。敌人见劳工们静静地听着,自己认为很得意,很得计。其实这些东西,劳工同志们都能识别,根本不值得一驳。对敌人肆意辱骂共产党、八路军之言词,劳工们早已恨透了敌人,只是在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下,不敢顶撞罢了,以免引来不必要的牺牲。

    当时,我们担心的是,敌人讲了后会提出要劳工们逐个回答问题,从中发现可以利用的人。因此,我互相传话,要劳工们都装傻,敌人提问时,根据自己所报身份尽量应付,装不知道,装不晓得,做出一概不解的样子,宁愿挨打,也决不表现自己。

     这样,每当敌人在课堂上提出问题要人回答时,问题虽很简单,总是问一个,答不上来,再问第二个,也答不上来,敌人气得哭笑不得,便破口大骂:“落后,落后,愚蠢,愚蠢,什么的都不懂,真无法,蠢猪,蠢猪…”

     也有个别劳工想表现自己的,我们则利用关系进行争取教育,或冷眼相待,这样,表现自己的也就大大少了。经过一段时间,敌人没弄出什么名堂来,日本下尉也不来讲课了。后来,还弄来县城的新民会(特务组织),伪县政府的官员来讲课。可这些家伙们也想不出什么新高招来,胡乱讲一阵就都先后走了,也没起到什么作用,达不到敌人的目的。

     不到十天,敌人又想出了新花样,把识字的劳工组成识字班,专门上课,上午也不用下井劳动了。我们觉得敌人还是为了发现可以利用的人面缩小了范围,需要认真对待。我们研究,要击败敌人的阴谋,还是用装傻来对付。这次由日本翻译官来讲课,内容大致还是老一套。讲完后,由翻译官提问,大家还是答不上来,使翻译官气急败坏,气得挥起木棒就打劳工,并边打边骂道:“共党的头脑简单,都是些糊涂蛋,没出息的一群乌合之众等半通不通的话。当时,劳工中略略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装傻换来打,打换来傻”,弄得敌人毫无办法。

     有一天,翻译官突然找了几个有文化的劳工,要大家谈感想,并要这些人写文章,我们认为,这是敌人的又一个阴谋,企图以此诱降叛变,瓦解我们,并扩大日军的政治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为敌人写文章,这是革命立场所不能允许的。但有些同志口供是高小毕业、小学教师一类职务的,倘若都说成不会写,马上就会暴露,怎么办?李炳元同志说:“报识字的,尽量强调识字不多,不会写报高小、小学之类毕业的,向敌人说,毕业多少年啦,从来也不写不画,早就忘光了,平时连封信也写不了,怎会写文章呢!报小学教师的,或文化程度较高的,只能应付性地写写,绝不能辱骂共党、八路军、游击队。写好文章后要经李炳元、宋满孩、孙富昌等同志审查后,再交敌人,将来出去后由支部(此时,已建立了以李炳元为书记的秘密党支部),向我方党组织交待。

     劳工中几位同志决定按上述原则去写,写好后,都交党支部审查。劳工们都是写了些应付性的文章,尽管敌人说不象东西,语言颠三倒四,没有中心,前言不搭后语,乱七八糟地不知说了些甚,但总算过关了。敌人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也没有引起多大注意。

     当然,也有个别人为了讨好鬼子,写了迎合敌人心事的文章。有个叫刘存维的公开叛变,写了篇大骂我党我军的文章,被敌人登在据点内的墙报上,敌人妄图鼓动人们,象刘存维一样,写这样的文章。

     具体管教化的翻译官,经常窜到我们中间,摆出没有架子的样子,主动找人谈话。我们告诉劳工们要:“少说话,少麻烦,少挨打。有一个人说了自己是我方区干部,敌人追问得很,最后被狠狠地毒打了一顿,我们以此事例教育大家。对于少数在皇军面前爱出风头或表现的卑劣低下的人,在群众中造成大家都鄙视他,不理他的气氛,使这种人感到孤立。对个别表现不好的人,则通过合法关系教育之,整治之,使之不投向敌人,以减少对我方的破坏。

     我们的党员,个个都是侦察员,人人密切监视翻译官的行动。观察他接触谁,同谁谈话,设法弄清谈话的内容,并时刻注意一些特殊人员的表现,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通过这些工作,翻译官在劳工中无法找到对象,找到线索。后来,他还偷听我们劳工的动静,有时在夜间,他脱了皮鞋,光着脚板,悄悄躲在我们居住的门上听,但他所获都是一些无聊的闲话。当我们了解到敌人要急于获取我三五八旅七团及六分区十九团与三十五团驻防的详细情况的消息后,立即通过党员向群众做工作,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敌人。果然,敌人采取单个或几个同时提审的方式追问。有些人是真不知道,答不上来。多数人是宁死不说,不告诉敌人。气得译官要么打上几个耳光,要么骂上几句出出气,收场的最后,翻译官气得不得不对几个队长说:“参课处要材料,我问不出来,还是你们弄一下交上去吧!”

     几个月斗争的严酷事实,雄辩地证明我方被俘人员的政治素质是很好的,这是我们支部团结教育劳工们同敌人斗争的基础和条件。

     李炳元同志还争取了队长李茂田,所以,敌人在教化中要搞得一些重要活动,我们大体上都能及时知道,研究对策,有准备地进行斗争。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为我们的秘密活动做了积极的掩护。有时出现一点破绽,也能巧妙地应付过去,以蒙混敌人,保护了我们劳工。

     在斗争中,我们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做群众工作,要讲政策,注意工作方法。尤其是对于表现不好甚至有叛变行为的人,更要讲究策略,处置适当,争取他们少作坏事,避免我们受损害。

     李炳元同志从队长李茂田嘴中得知,原在静宁县政府工作过的赵三则归顺敌人后,要来这里认人。这是敌人最毒辣的一手,对我们的一些同志来说,这确实是最危险的。必须严肃对待。原打算赵三则一来就把他除掉,但这就暴露了我们自己。后来决定由李炳元和李茂田掌握情况,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再考虑暗中将赵三则除掉。过了三天,赵三则果然来了,李茂田把他安排在队部住。第二天中年,李茂田同志趁日军进来巡逻,就有意把起三则安排在伙房吃饭,日军小队长见了问:“什么的干活?”李茂田故意起大拇指说:“这个的,赵大太君!日军小队长觉得自己受了屈辱,大声骂道:“什么的太君!上去就打了赵三则一记耳光,打的起三则很狼狈。接着,日军小队长说:“哪里的,去去,很快从此据点滚出去!”李茂田见达到目的,便立即趁机将赵三则送回石神敌据点。敌人让叛徒认人的阴谋,就这样被挫败了。

     由于敌人举办宣抚班的目的没有达到,日军下尉很不高兴,翻译官也很少来讲课了,只让一些皇军来讲课应付。此时,皇军在政治上也不太注意了,这就有利于我们大胆地进行动。趁此良机,党支部抓紧了对党员的时事教育,民族气节的教育,偷听延安广播,讲解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在劳工中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要求党员以革命乐观主义和实际行动影响和感染劳工,克服悲观情绪。不管敌人怎样处置,只要活着就要斗争,就要革命。劳工们就是依靠这样的精神支柱,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一次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计。

     由于各据点上的敌人不断地往这里押送抗日军民,下井充当劳工,我们这批人,1943年阴历7月上句左右先后都被释放了!我们又回到了抗日军民中。

     活释后,我首先回到家里。第二天,我找到静宁三区区委领导。区委书记王斌同志,区委组织部长秦宝宝等领导同志见到我非常高兴,他们握着我的手,互相寒暄后,我向区委领导同志详细地汇报了我从被捕到释放的经过。王斌同志说:“县委有规定,在当前这种敌我双方斗争异常激烈,错综复杂,拉锯式的斗争中,党为了慎重起见,你要把从被捕到活释的全部经过细细地写份报告,向组织上把这段情况交待清楚。在报告中,特别要写清在每个艰险时刻,讲清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立场观点,经区委审查了解后,上报县委城工部审查了解,然后,给你个答复。

我回到家里,用了两天的时间,向党组织写好汇报稿后,交给区委组织部。大约过了一个来月,我接到区委通知,要我找区委组织部面谈,,我高兴地急忙来到区委组织部,组织部长秦宝宝高兴地着我的手说:“好样的,不管在哪里,都是好样的。县委城工部通过了解审核,认为你从被捕到释放这一段中,始终坚持了党的立场,坚持了党的斗争原则,表现很好。经区党委研究决定,调你到游击队担任侦察员,你看有什么意见。

”“!”我愉快地回答道。我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定,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

     在这期间,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有的留在村里继续担任村政权的党、政领导,如李新宽、赵喜悦等同志继续任村党支部书记;有的则根据党的需要,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如赵玉喜担任了七区民兵大队长,张海富、宋满孩等同志调往区上工作就这样,我们又愉快地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作者:温建跃,西省静乐县杜家村镇石寨子村,离休老干部,文刊登于[静乐史第三辑] 

                  2019410刘玉亮整理电子版发于各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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